柴麒敏: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之第三工作组工作报告的解读

2022年4月29日,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如期发布了2022年5月复旦碳价指数。此次发布会讲座的特邀嘉宾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柴主任对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进行了深入解读,包含了IPCC评估报告与全球碳中和背景、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核心内容、中国的挑战与实践、未来展望和思考四个方面内容。在讲座中,柴主任高屋建瓴,条理清晰地阐述了全球“双碳”目标的科学背景和政治进程,分析了相关减排路径、政策与未来情景,梳理了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下的思考,并探讨了对短期市场投资的影响。

一、IPCC评估报告与全球碳中和背景

一开始,柴麒敏即介绍到,因为受到近期“双碳”或者“碳中和”概念的影响,国内对IPCC相关报告的关注愈来愈多。2021年是碳中和元年,也是《巴黎协定》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巴黎协定》是气候变化领域非常重要的国际条约,要求各缔约方提交到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2020年9月中国提出“3060”目标,极大地推进了全球碳中和的进程。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有131个国家、116个区域、234个城市、696个企业以不同形式提出碳中和的目标。51个国家提交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其中46个国家承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特别是,中国、欧盟、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大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长期战略目标,即碳中和目标,还包含实现碳中和的具体路径、政策措施、重点任务等。数据表明,当前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的覆盖排放量占全球约88%左右,所拥有的人口数量占全球的85%,GDP总量占全球的90%以上。据此,柴麒敏表示,碳中和目标将会带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带来大量的产业投资机遇。未来能源领域投资的增长、碳市场发展、气候投融资发展以及绿色金融发展等都与其密切相关。相关投资过去几年一直保持增长,以近两年部分数据为例:第一,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能源转型最大投资国。2021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达7550亿美元,2020年为5013亿美元。第二,中国是全球最大绿债发行国之一。2021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为6210亿美元,2020年为2970亿美元,累计超过1.8万亿美元。第三,中国碳市场交易额规模仅次于欧盟、北美、英国和新西兰。2021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约7594亿欧元,2020年为2878亿欧元。在过去十几年间,通过不断推动能源转型投资(目前总额约占全球35%)等,中国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将风电、光伏产业成本下降了70%-90%左右。中国在能源转型投资、绿色债券、风电与光伏产业等方面不断努力,未来还将在气候投融资领域做出更大贡献。接着,柴麒敏着重介绍了碳中和目标的科学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联合建立,向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开放,目前成员国大约有190多个。成员国推荐相关科学家参与到每一轮的气候变化评估过程中,约5-7年发布一轮报告,主要致力于在同行评议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评估气候变化是否发生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的科学和政策问题。历次IPCC评估报告越来越肯定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且概率在不断上升。从第三次评估报告到第五次评估报告,概率从66%上升至90%,再上升到95%以上。而后,柴麒敏梳理了IPCC报告直接推动了全球的政治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变化的进程。细数历史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去年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等等国际上采取的行动,都与IPCC发布的每一次评估报告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联。柴麒敏特别说明了IPCC的最新评估,气候变化已经从代际可持续发展问题转变为当下的危机。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直接揭示了当前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处在历史最高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1850年-1900年)升高了1.1℃。2022年4月4日发布的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主要政策结论表明,要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迟应在2025年前达峰,并在2030年前减少27%至43%。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将造成不可逆的全球生态灾难和巨大经济损失。柴麒敏还从组织和决策机制角度介绍了IPCC的治理结构。即IPCC设有三个工作组(Working Groups)和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Task Force on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TFI)。第一工作组(WGI):自然科学基础(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物理科学基础;第二工作组(WGⅡ):影响适应和脆弱性(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工作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第三工作组(WGⅢ):减缓气候变化(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评估限制温室气体减排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案;TFI负责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工作;TFI拥有自己的专题主席团(Task Force Bureau, TFB)监督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计划,三个工作组或专题组下各设有一个技术支持组(Technical Support Unit, TSU)。IPCC主席团、工作组、TFI联合主席及TFB的遴选都需统筹考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科学家的参与,以保持政治平衡。IPCC报告的作者分为主要作者协调人(Chief leader author)、主要作者(Leader author)、撰写作者(Contributing author),评审专家也有助于IPCC工作,工作组作者和专家由各国政府官方推荐。IPCC报告的决策者摘要部分,需要逐字逐句斟酌,经过多次谈判,各国政府都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确认。为了避免IPCC作为一个科学评估机构的言论对某些国家带来政治影响,在其评估报告中,一般不用某个国家作为对象来评估,更多以区域展开讨论。鉴于IPCC的重大社会影响,得到了主流经济经济学界、物理学界等一系列科学领域的极大肯定,并于2007年度集体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国秦大河院士作为IPCC当时报告的第一工作组主席与其他作者一起也都收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奖状。经济学和物理学关于气候领域的研究,也在近年来分别获得过相应的诺贝尔奖。

二、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核心内容

(一)历史数据与研究结论

(1)近十年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出现反复第一,目前的排放水平。2010-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出现短暂下降后又波动反弹,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590(±66)亿吨CO2当量,其中64%是二氧化碳,但平均增速已低于上一个十年(2000-2009年),年均增速从2.1%降低到1.3%,;1850-2019年人类活动累积排放了约2.4万亿吨CO2,其中约58%是1990年前排放的。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590(±66)亿吨CO2当量,其中64%是FFI领域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和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这与我国所说的能源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不同,IPCC的统计口径包括了工业生产过程。但是FFI排放没有考虑来自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林业这部分的二氧化碳(Net CO2 from land use change, land use change, forestry, CO2LULUCF),CO2LULUCF比例占11%左右,如果加入CO2LULUCF,则所有的二氧化碳占比约75%。在2014年之后,出现了两年时长的温室气体排放下降的现象,但此后又开始反弹。自2017年以来,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非常快。第二,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9年降低了约5.8%,受经济刺激影响,2021年全球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强势反弹6%左右,达到了约363亿吨的历史新高(IEA, 2022)。其中,中国能源活动增加了4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温室气体年排放增量逐步东移2000年以来,东亚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逐步超过北美,成为全球年排放量最大的区域。报告显示,整个东亚区域的排放量占全球年排放量约27%,北美仅占约12%。从每年排放量的增量可以发现,排放增长源逐步东移,越来越往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3)温室效应的主要来源与人均视角全球气候变化是累积排放造成的,因此需要分析累积数据。1850-2019年,北美地区历史累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为全球最高。数据显示,北美累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累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左右,欧盟则约为16%,东亚仅占12%。因此,呼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并不是无理由的,发达国家累积排放量远超发展中国家。北美地区2019年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全球最高。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位居第二,欧盟人均排放比东亚地区低。印度所在的南亚地区目前还处在发展前期,虽然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但人均水平总体上比较低。(4)基于生产/消费侧的人均碳排放统计数据观察发现,东亚地区生产性排放普遍较高,消费侧排放低,非洲地区同样如此,两者生产侧排放显著高于消费侧排放。但对于欧洲和北美,生产侧排放更低,这与东亚地区刚好相反。例如,中国生产汽车、机械、电子产品、日用消费品等用于出口,最终在欧美等国用于消费,就可能需要考虑不同的排放计算口径。因而,柴麒敏表示,减排责任到底从消费产品和服务产生,还是从生产端考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与GDP、贸易核算方法相关。不同的统计提供不同的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问题。(5)减排技术及区域实践更为丰富IPCC报告同时展现了积极一面:一是可再生能源及动力电池成本持续下降、技术渗透率正在提升。在过去几年,大部分新技术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跟传统火电平价。除了一些刚刚萌芽的新技术如集中光热等外,大量的新技术如光伏、风电的成本都大幅下降。二是报告统计已经至少有826个城市和103个地区提出了净零排放的目标,对减排技术起到了助推作用。三是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排放稳定的下降,这和全球2℃温升目标是一致的。

(二)未来情景与政策评估

(1)实现《巴黎协定》长期目标的排放轨迹《巴黎协定》长期目标要求:要实现温升控制2℃的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5年前达峰,到2030年须减排27%,而1.5℃目标下,2025年达峰后,到2030年须减排43%。要将全球温升控制2℃以内,到2050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需在2019年基础上分别下降85%、30%和15%,而1.5℃以内的话,则需要分别下降95%、60%和45%。在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对未来进行了情景分析,最核心的是评估了4类主要排放轨迹。第一类是基于2021年10月11号之前政策的情景。2021年10月11号之前的政策,也可以被理解是当前使用的政策,其可能不含诸多净零排放政策,包括国家自主贡献(NDCs)。如果按照该政策执行,未来全球的温升总体上可能增加,同时排放量大幅增加。第二类是考虑2030年后加速实现减排的情景。若2030年之后开始加速实现减排,2/3以上的概率能够实现2℃目标、1/2以上的概率能够回到高过冲的1.5℃目标排放轨迹。第三类是考虑从现在开始减排与达峰的情景,以实现2℃目标。目前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实现达峰,因此这种快速的减排对目前而言难以实施。第四类是考虑以低过冲的方式实现1.5℃的情景。柴麒敏表示,全球温室气体在2025年前达峰的目标,对我国而言有一定压力。《巴黎协定》里的两个目标,即控制在2℃以内和努力控制在1.5℃以内。2℃目标下,全球温室气体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1.5℃目标下,全球温室气体在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中国的目标与此路径是基本吻合的。(2)第三工作组的模型情景分析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中包含大量模型情景分析,从C1到C8总共8组情景,特定概率下的典型排放路径如下:第一,C1a/C1b情景。未来能够实现1.5度目标,没有或者低过冲,此概率超过50%。(过冲即起初超过1.5度后,最终再回到1.5度)第二,C2情景。未来能够实现1.5度目标,存在高过冲,此概率超过50%。第三,C3a/C3b情景。未来能够实现2度以内目标,此概率超过67%。第四,C4情景。未来能够实现2度以内目标,此概率超过50%。第五,C5/C6/C7/C8情景。这些情景都是考虑高于2度目标的情况,其并不在《巴黎协定》的目标范围之类,主要供比照参考。柴麒敏表示,中国也模拟了许多情景,目前来看,最有可能实现的是C2和C3a/C3b组情景。最理想的是C1a/C1b情景,即先略微超过1.5度,但在本世纪末回到1.5度,需要付出额外的巨大努力或实现技术的重大突破。(3)基于减排力度与路径的情景矩阵柴麒敏表示,全球科学家提交的报告必须要基于同行评议的文献,才能作为IPCC报告的来源。科学家们为了撰写此报告,会有针对性地发表大量文章。工作不易,最初进入情景数据库的情景约2200个,经过初步筛选出近1700个,最后筛选确定约1200个。不同的减排力度和不同的减排路径,形成不同的情景矩阵。以C1情景为例,既可以通过降低能耗需求调整,也可以通过依靠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实现。以C2情景为例,可以考虑依靠负排放实现,通过大量地使用负排放技术将过冲的温度下降。其它情景对应不同的减排路径,渐强措施适用于C3情景,现行政策路径适用于C7情景、适度行动路径适用于C6情景。八组情景对应的地球未来升温幅度。经过评估,以上八组情景对应的未来地球温升幅度,从1.5℃到4℃以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范围。不少情景是先过冲,再回到目标。如果到2030年全球排放延续COP26前宣布的NDCs的排放路径,将使21世纪的升温可能超过1.5℃。将升温限制在2℃以下将依赖于2030年后迅速加快减排努力。2030年前与C0P26前宣布的NDCs相一致的,将升温限制在2℃(概率高于67%)的全球排放路径意味着在2020-2030年十年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减排率为0-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2030-2050年期间将前所未有地加速到14-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年(中等置信度水平下)。(4)碳中和/温室气体中和的部门贡献狭义的碳中和方案,只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源和吸收汇之间的平衡,不包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吸收汇主要包括自然碳汇和工程碳移除技术(CDR)。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减排可贡献74%的全球减排量,吸收汇将抵消留存的排放量。不同的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基本上全球的碳排放量必须要控制在100亿吨以下,这样才能够有空间实现全球碳中和。有些方案甚至更为严苛,要求控制在30亿吨以下,对全球而言,实现的压力更大。(5)现有行动仍存在排放差距及实施差距参照未来的目标,评估现有进程。与原有的NDCs相比,各国COP26前宣布的强化NDC行动将进一步减少2030年全球排放量。相对于立即采取行动将升温限制在2℃(>67%)的路径,原来的排放差距下降了约20%至三分之一,相对于将升温限制在1.5℃(>50%)且没有过冲或过冲有限的路径,下降了约15-20%。虽然目前相比于201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有所进步,但与实现2℃的目标相比差距约60-160亿吨,与1.5℃目标相比差距约160-260亿吨,即目标差距。截至2020年底实施的政策将导致203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强化NDCs所引致的排放量,大约为40-70亿吨,这表明存在实施差距。各国COP26前宣布的强化NDC行动下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与假设立即采取行动的减缓情景下的排放路径差距仍然存在。柴麒敏表示,不仅存在目标差距,还有实施方面的差距,二者未来都需要受到关注。(6)技术减排潜力及可持续发展IPCC此次报告对具有不同减排潜力的技术进行了分析,涉及风电、光伏等多个技术,覆盖新能源汽车、建筑交通、农业等各个细分领域。报告显示,到2030年,成本低于1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方案可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2019年水平的一半,成本低于2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减排贡献主要来自太阳能和风能、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甲烷的减排。柴麒敏指出,世界发展不只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亦需要关注减少贫困、性别平等、教育等各种各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跟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既有一致性,又存在着冲突。生物能源作物的土地使用、水和食物的获取、以及森林或食物生产之间的土地存在竞争和权衡。综合评估模型(IAMs)的一些情景高限表明,2100年可能需要通过BECCS封存149亿吨二氧化碳,造林吸收24亿吨二氧化碳,分别需要土地面积720万和6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的总面积。当然,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也会对水资源、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三)特别关注

(1)人均排放水平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从当前遭遇诸多挑战的世界走向未来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面临各种选择和考验。未来,每个国家既需要减排,又需要考虑如何公平地减排。数据表明,大部分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DI)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呈现正相关,即人类发展指数越高,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越高。如美国、加拿大等区域,HDI高的同时,人均排放也很高,那在全球减排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呢?未来愿景是希望进入“可持续发展廊道”,即存在一个区域,人类发展水平很高,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不高。若要达到此愿景,需要下降人类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需要提高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低区域的人类发展指数。柴麒敏表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目标有不同的路径,但有时候存在两难境遇,有些路径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排放和温升较高。最佳的路径是报告中的绿色路径,既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又能够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但在现实世界中往往会存在利益的权衡。(2)经济社会系统性变化的赋能条件从多个角度为未来创造条件,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型。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态、经济、技术和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机制和政治等外部条件不同,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率、公平伦理、转型转变、心理政治。(3)需求侧减排潜力与公平问题这次报告专门增加了需求侧减排的内容。考虑更公平地解决问题。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体面生活水平(DLS)。体面生活水平是指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一个人能够体面生活(充分保障衣食住行、卫生医疗和教育等需求)所需要的最低物质资源投入。全球所有人达到体面生活水平,并不妨碍巴黎协定2℃目标的实现。实际上,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是兼容的。但是过于奢侈的需求是存在问题的,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过于奢侈的需求需要采用需求侧减排。需求侧减排主要包括“避免(Avoid)、转变(Shift)、改进(Improve)”(简称ASI)三个类别:第一,A是指通过行为改变或重新设计服务供应系统来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如避免/减少食物浪费;避免一次性产品使用;避免航空运输及长距离通勤:通过数字化实现远程办公。第二,S是指转向已经存在的且在能效、资源利用效率和减排方面更具竞争力的高效技术或服务供应系统。如转变出行方式,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转变饮食习惯,从以肉食为主转向以素食为主;转变住房习惯,住房选择从独栋别墅转向公寓楼。第三,I是指通过改进现有的技术或设备来减少排放。如对于建筑部门,可以通过修缮保温层减少建筑能耗,低碳材料作为建筑原料,被动式住宅和终端用能技术提升能效等进行改进;对于交通部门,可改进燃油经济性来节省大量废气,生态驾驶模式。柴麒敏举例,此次通过线上直播分享报告解读,就是一种需求侧减排方式,因为大家无需通过交通工具到达现场,而可以在线上观看讲座,避免了排放。(4)工业领域实现近零排放的可行性工业领域因为排放体量较大需要特别关注。据数据显示,全球2019年工业部门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生产过程、产品使用与废弃物)为14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总排放的24%;若包含间接排放,则排放量为2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总排放的34%。未来工业领域如何实现净零排放?目前报告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从主要措施、政策条件、外部环境等角度给出了一系列的方式。电气化、原料/燃料替代(氢/氧)、材料效率、循环经济及流程再造等关键减排措施重要性凸显。(5)建筑领域减排的新范式此次报告专门评估了建筑领域的隐含排放。数据显示,全球2019年建筑领域温室气体排放为约1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1%,其中57%是建筑用电、用热的间接排放,24%是直接排放,还有18%隐含碳排放来源于水泥、钢铁等建材。此次报告针对建筑领域提出了“适足(Sufficiency)、效率(Efficiency)、可再生能源(Renewable)”(简称SER) 的新范式,即在不降低使用者舒适度的前提下降低建筑建造和运行造成的碳排放。其中,S指适度需求,避免过度需求,E指提升使用效率,R指能源供给低碳。(6)经济激励和约束政策经济激励和约束政策中最为关注的工具手段是碳定价。截至2021年4月,已有27项碳税正在实施,大部分在欧洲:其中,大部分税收适用于用于运输和取暖的化石燃料,覆盖了该辖区3%至79%的排放;一些国家也对含氟气体征税。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税率从不到1美元到超过137美元不等。一些司法管辖区在实施碳税时降低了现有的燃油税,从而降低了实际税率。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21年,已有25个国家和区域建立了碳排放交易系统,配额价格从1美元到70美元不等。柴麒敏表示,政策手段需要充分考虑国情,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过高的碳价容易引发负面效应。法国发生的“黄马甲事件”就是因柴油碳税的提升,导致很多抗议。政策的顶层设计要以激励技术创新为主要导向,要留有余地,在经济快速增长、下行压力大的不同周期,应该采取差别化的、有弹性的政策,针对长期改革、短期应急的不同挑战,需要有专门的、精准的应对策略。

三、中国的挑战与实践

(一)全球减排路径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隐含约束

《巴黎协定》指出,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柴麒敏表示,我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有科学依据的,实际上是在两个目标范围之内斟酌考虑的。对IPCC AR6情景数据库进行整理,发现未来在2℃目标情景下、中国大致要在2065-2100时间段内实现碳中和。在1.5℃目标的情景下,中国大致要在2050-2085年时间段内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对我国长期目标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期望,这要从我国自身的国情出发,进行甄别,不能盲从,应该采用“序贯决策”的方式。

(二)中国从达峰、深度减排到碳中和的研究

柴麒敏表示,为支撑国家目标论证,他的团队在2020年9月前也基于自主开发的IAMC全球模型对中国未来实现碳中和的路径进行了最新的评估,并与国际部分情景做了相应比较,基本上分为达峰平台期、深度脱碳期、源汇中和期。与国际上对中国的2℃、1.5℃的情景分析,我国的研究虽然与其有一定幅度的差异,但大致趋势相同。在全球实现2℃、1.5℃目标的大背景路径下,基本上框定了未来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总体趋势和实现路径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差异。对中国而言,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实施中面临的具体问题非常多,既有技术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另外,为更好支撑重点部门和行业碳达峰,他的团队还在2020年9月之后进行了基于SPAMC国家模型的“双碳”情景研究。特别是结合“十四五”最新形势,针对高投资高安全、强创新高质量、统筹协调的三组情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模拟,并对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部门和电力、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的历史排放、未来趋势进行了细颗粒度的分析,并重点对我国“终端高电气化率+新型电力系统”等转型路径的技术方案进行了阐述。基于上述及相关研究基础,我国在2021年10月向联合国递交了《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提出了未来将采取五大主要措施来高质量地实现我国的碳中和。

一是持续推动节能技术进步与发展,通过加快普及先进适用的节能低碳,零碳技术与生产工艺,将智能创造、系统集成、循环链接等先进技术融入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是加快提升终端用能领域电气化水平,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应用推广电能替代技术等方式大力提升工农业生产、交通和城乡居民生活等终端用能领域中电力对其他能源形态的替代,电力成为终端部门用能的主力。三是加速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先进核能技术,加快非化石能源降本提效发展及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和多能互补,支持分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推动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四是积极扩大电力、氢能、天然气、先进生物液体燃料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在钢铁、水泥、航空、航运等领域的应用。积极推动高效率、低成本二氧化碳移除技术研发和应用,加快发展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领域全流程的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规模化示范和建设)。五是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强化森林资源保护,深化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加强河湖、湿地保护修复,整体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加强退化土地修复治理,实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三)中国开启迈向碳中和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在此基础上,我国进一步提出了长期实现中和愿景的“碳十条”:第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培有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建设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特征的投资和消费体系。第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大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第三,建立以低排放为特征的工业体系。加快推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绿色化变革;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重点行业优化升级和低碳化转型。第四,推进绿色低碳城乡建设。全面发展绿色建筑;大力优化建筑用能结构;推进城镇建设和管理方式的低碳化转型;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第五,构建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低碳高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推动交通领域能源结构变革;加快构建绿色出行体系。第六,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统筹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强化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协网控制,建立和完善非二氧化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政策体系和管理体系。第七,推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形成减排增汇的国土空间布局和生态系统;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碳储存。第八,推动低排放技术创新。加大节能技术发展应用力度;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积极推动革命性减排技术的创新发展。第九,形成全民参与行动新局面。将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作为改善生活环境和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指标,广泛宣传和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建立完善推动绿色生活消费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全面提升公众绿色低碳生活消费意识。第十,推动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加快建设市场机制。

(四)各领域、各行业、各地方政策实践与创新行动

与“双碳”相关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架构,但这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具备条件的地方和行业也在开展广泛的实践,比如上海提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定价、创新中心,浙江作为制造业基地主动开展工业碳效码的场景应用,金融支撑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政策的陆续出台,重点领域企业及金融机构纷纷提出积极目标,以及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碳中和”方兴未艾,从国家到地方、市场到公众,正在逐渐形成合力。

四、未来展望和思考

(一)周期性提高行动和支持力度的《巴黎协定》

每次IPCC评估报告的发布都会推动新一轮的政治进程,在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三个工作组报告陆续发布之后,紧接着全球将迎来新的一轮“全球盘点”。《巴黎协定》下将通过评估、磋商和谈判进一步将IPCC报告“翻译”成可操作的“政策语言”,最终纳入到联合国多边进程的最终成果中,并要求各缔约方在2025年再次更新“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类似这样的进程已经在过去十五年中重复了三个周期。事实上,《巴黎协定》确立了的周期性“雄心循环”,自2020年开始,类似并同步于我国的“五年规划”,每隔五年会有一轮包括最新行动和支持信息报告提交(一般每隔两年)、对实施总体进展的全球盘点(每次持续二至三年)、联合国峰会政治推动、新的国家自主贡献通报的滚动进程。

(二)新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局势判断

全球变化的大周期之下,面临百年未有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发展路径、新型科技、产业和能源革命等大变局。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提到,人类面临新发展的十字路口,未来有着诸多抉择。柴麒敏提出了一个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框架体系,分别以全球治理水平、低排发展和气候韧性水平为横轴和纵轴,对全球碳中和进程进行综合情景分析,分别有地球灾难情景、弱技术情景、弱治理情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景。我们需要保持对长期趋势的谨慎判断,对风险的分析与预防,坚持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引领全球碳中和发展的战略思考

实现“双碳”与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征程高度重合。在当前全球复杂局势下,中国应该以我为主,将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综合纳入考量,提出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符合中国特色的碳中和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通过四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实现能源革命和经济“新增长”。此外,柴麒敏还特别提醒关注近期全球性的能源通胀问题,在国际市场中能源价格与碳价之间已经是一个非常紧密的耦合关系,欧洲近半年来的油气期货、电力现货价格暴涨就是一个例子。从去年开始,能源价格通胀,将带来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的提高,除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因素外,碳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长期战略如何指导短期市场投资的问题探讨

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对长期战略进行探索和研究,以便更理性地进行短期市场投资。第一,关于已有“双碳”政策体系的认识的讨论。从运动式“减碳”、限电限产、煤炭保供、新型电力系统等热点话题进行思考。第二,关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形势判断。从能源价格通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影响、大国博弈等近远期话题进行思考。第三,关于“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重点任务。从全国碳市场、统计核算/监测、“两高”项目、“双碳”试点、气候投融资、立法等话题进行思考。第四,关于碳价指数更好推动“双碳”行动的建议。从气候风险评价评级、新技术/新市场/新价值、企业ESG、责任投资等话题进行思考。

来源: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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